（见Lendol Caldo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1999年，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167页）美国经济增长由生产驱动到由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发生在1880至1920年代间。
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小幅逐步升值的过程中，释出大量中央银行高能货币。
中国的情况，先是房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这从短期来看是好事，股市如此繁荣，人们都发财了。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看，靠投资支撑增长，会使得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也不断下降。这样低的储蓄率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呢？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于是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故事一样，大量货币发行导致流动性泛滥，结果不外乎是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根本性问题，中国是美国的穷债主，却一直大量补贴美国，新在中国要有自己的应对措施，中国以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亟须改变。
到今年年初，CPI达到8%以上，仍然是这种观点占主导。中国的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就是内外失衡一起发生。总体而言，中国人对外国的态度很务实，民族主义色彩并不浓，这与很多国家恰恰相反。
这从本质上说，就是对房价或地价进行套利。实际上，今天的运输成本已经很低了。最近的调查显示，挪威的奥斯陆是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而韩国的首尔是亚洲最贵的。像纽约、香港这样交易文化发达的城市，其房地产泡沫永远不可能像当时东京那样严重。
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工资也高，因此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份收入相仿的工作。我去拜访一个朋友，他住着一座非常小的独栋房子，与旁边的房子挨得很紧，大约有120平方米。
这对于那些自由职业者和客户不在乎你住在哪里的人是可行的。不过现在，这一套利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两地房价相差无几。出口增长给GDP增长带来的直接贡献可达4个百分点。最终，这种因素会促使英镑贬值。
很多台湾人退休后搬到上海。例如苏联，其低效率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崩溃。这种套利将持续到两地的生活成本差异不再显著为止。这并非什么新技术，而是将世界范围内集装箱的规格标准化，从而形成规模经济，使远洋运输的成本大大下降。
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套利。一个更现代的表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经济实现了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即使苏州的日用品比上海便宜，上海人都到苏州去买日用品也是不现实的。这对于中国及其周边经济体，也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出口的繁荣是生产从高成本国家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拥有分销渠道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生产来获利。这就是市场调节虽有效，但革命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的原因所在。但我想不出哪个国家是欢迎外国人大量移民并进入当地社会的较高阶层的。如果一个韩国人卖掉他在首尔的房子，把家搬到烟台，他的下半生靠省下的那800万元，大可以衣食无忧。如果经济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这样的套利活动轻易实现，那么，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进行套利呢？原因在于，很多国家是不欢迎移民的。富有国家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工人是最终的受益者。
相对而言，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接纳外国人。中国文明中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套利活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间接地，出口会刺激银行储蓄的增长，因此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不过，帕累托最优未必是社会愿意看到的。
对生活成本进行套利是很难的。假以时日，相当一部分韩国人口都可能移民到山东。
这一点在购物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这种套利对于武汉这样更便宜的城市还是可能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有局限的，一个成功的社会需要在效率与公平间取得平衡，例如对收入进行必要的二次分配。二战后，世界运输业最重大的发明是集装箱化。
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这就是T恤价格在这两个城市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在。对中国而言，这种移民的迁入带来资本、技术和购买力。
西方国家则通常会欢迎低技能的移民工人，因为他们可以从事本地居民不愿意做的工作。朋友告诉我，房子价值 600万美元，而他家的年收入是12万美元，当时美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都超过6％。
英镑的上扬与从俄罗斯和中东流入的石油美元有很大关系。有些基金经理也在加入这一队伍。
但是，如果苏州的汽车比上海便宜，套利就成为可能，因为运输成本相对价差显得很小。有人会说，从文化归属感的角度讲，这种套利对海外华人可能比较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人就困难得多。我觉得有些夸张了，不过这个数字也不会太小。尽管购物之旅可以被看作是生活成本套利的一种形式，但终极的套利方式还是人们从成本高的地方搬到成本低的地方。
五年前，台北房价大约是上海的3倍。生活成本套利难 以上谈到的几种套利活动已经广为人知。
他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当地人告诉我，大约有2万韩国人居住在烟台。
1989年夏天，我在东京工作，当时那里正经历着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现在看来，台湾已经到达了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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